小杨先改了答辩PPT，改完对着陈葳讲了一下。陈葳发现他变化很大，上一次听小杨答辩应该还是大一时，两个学校可以互选课程，他们那时还觉得新鲜，选了同一门课，组队的时候组到了一起，他是在讲台旁边听着杨有方做pre的。那时候他们的英语都讲的磕磕绊绊——东北的英语教育和南方的同学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连带着整个人都跟着不自信。
再后来，他们各自发觉这些选修课没什么上的必要，艰深的必修课、杨有方没完没了的实验和陈葳一个接一个的实习，已经足够让他们筋疲力尽了。
也许是报告做多了，小杨穿着酒店的睡衣靠在床头，手里拿一个无线鼠标，却好像拿着魔杖一般，浑身散发着自信而笃定的圣光。叫陈葳尤其震撼的是，他晚上喝得七荤八素，刚回来时还在洗手间干呕了一阵子，才过了一个多小时就“清醒” 地坐在这里，侃侃而谈。也许是这些年的科研训练，已经把这些技术和套路像钢印一样刻在了杨有方的脑子里，连醉话都是些“响应元件、荧光蛋白、产率和酶活” 。陈葳是做快消品的，也听不大懂那些实验设计和流程，只从逻辑和技巧上提了一提。杨有方过了两遍稿子，便关了顶灯，端着电脑去书桌前备课。陈葳睡意朦胧中，听到他关了台灯的声音，然后感觉到床的那边一沉，被子被拽了拽，接着是小杨均匀的呼吸声。
他知道杨有方向来入睡很快。高中午睡的时候他总是很快就睡着了，而陈葳只能在桌子上趴过半小时。高三他们做了一年的同桌，陈葳经常趁着午睡时间偷偷写数学题，小杨被桌子上哒哒的落笔声弄醒了，会趴在桌子上，有点生气地看他一眼。
然后也爬起来做题。
原来他们被班主任叫做“相互促进学习的模范” ，现在他知道了，这叫卷。本来他们每个人只有一点点焦虑，但是这一点点焦虑在互相接收和发送的过程中扩大、扩大——他们想站在同样的高度，如果一个人往前一点，另一个人就得追上来。于是那几年，他们好像上了油的轴承，越转越快。在日复一日的互卷中，陈葳人品大爆发，录进了热门学校的热门商科专业；杨有方拿着竞赛奖牌，敲开了隔壁校的自主招生的大门，学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基础科学。
他们的路，就是从那时开始分歧。
杨有方的呼吸声均匀了，陈葳转过来看他的脸。他依稀记得他读博的时候留过长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剪了，至少两年前杨叔叔葬礼的时候，他就是短发了。
前年初冬，杨有方应该是刚回国，在深港的高校找了工作。杨叔叔走的很仓促，是急性脑膜炎，查出来第三天就没了。他收到杨有方和母亲的消息，请了年假匆匆回去。小杨几乎飞越了整个国家的南北，和他同时到的医院，他的短发在飞机座椅上压得有点乱，羽绒服还带着樟木的香气，是在柜子深处放了很久的味道。羽绒服里面还穿着上课的衬衫，套着在南国的单西裤，但小杨似乎已经丧失了对冷的知觉。已经和杨叔叔离婚十年的赵姨成了陪着杨叔叔最后一程的人，默默坐在一边拭泪。老一辈的亲戚朋友逐渐赶过来了，他知道小杨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也没有找他寒暄，只是找地方打开行李箱，拿了件可以遮到小腿的黑羽绒服，搭在了他的手边。
他们几乎没有悲伤的时间。办完事陈葳就回了申城，头七之后杨有方也急匆匆地回去了——学生要期末考试，学院要年终考核，学校项目要结题。偌大一个学校，不会因为他一个人的悲喜而停摆，他只能被校历上一周一周的车轮带着向前，直到过年回家时才有一点点时间咀嚼一下至亲离世的悲痛。往年大年初一早上，陈葳和妈妈都会去杨有方家串门，一起煮煮饺子，看看地方台的小品，但那一年，杨有方和赵姨早早地去了山上，晚上才回来，拿着几箱年货，敲响了陈葳家的门。
那好像就是他们上一次见面。
去年杨有方过年在实验室值班没回家，三月份小杨来申城开会，本来想约见一面，因为陈葳临时出外勤又告吹了。六月份小杨告诉他，不放心赵姨一个人在老家，已经在准备回东北找找机会。陈葳听他说新工作还算顺利，又听妈妈说他在长吉买了新房，冬天又帮赵姨置换了一套，和陈葳前年给母亲买的、刚刚交付的新楼盘在一个小区。老妈还说他一定要去小杨的新房看看，装修得可敞亮；还说自家新房装修时他帮了不少忙，过年要好好谢谢他。但是今年过年陈葳没能回去，为了顶上刚离职去甲方的同事的工作，他一直在公司加班。
前年过年到现在六月，两年半的时间，在中学时代该是多漫长啊，现在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生命的钟不是匀速的，而是随着他们年岁渐长而越来越快，每一年在记忆中的印象越来越浅淡。仔细想想，这两年间好像做过很多的事情：两年半够他做几十个项目，也够杨有方做一个大课题，为他的简历再添上两三篇文章。但是每一天都是那样的相近，好像每一天的工作内容都已经设定好——无非是项目几个阶段的不同状态，绝对不超过十种——放在一个黑箱子里，随机抽出一天，贴在他们的日历上。
往事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