玲们差不多高。身体结实得很。圆脸膛上两腮红扑扑的，大冬天头上总是冒汗。外面穿一件棕色小袍子，腰里还裹一圈黄绸子。头戴小圆帽，脚蹬马靴。总是带一股浓浓的膻味儿。据说他从小就一日三餐喝牛奶吃羊肉，要不能壮得象铁墩子似的。
“是啊，他是老二。这封信就是他哥俩寄来的。”
文景一时还不能明白这封信给赵家带来的是祸是福，忙取出信瓤来看。只见那信是用文言文写就的，一副老学究口吻。开首是“叔父台鉴”，接着便是“乡音阻隔，久疏问候。侄男泣告：家父仙逝……”的内容。俨然是请了精通中文的老年人代笔的。看到此文景便关切地问：“伯父去世了？多大年岁？”
“七十二了。也够个寿数了！”那婆婆心不在焉地回答。满腹心事地望着文景手中的信纸。
记忆象水渍一样越洇越大。文景渐渐想起春玲小时侯向吴庄女娃们炫耀的情景。她说她家大伯父在蒙古发了财，坐飞机回来了。在北京一下飞机就租了一挂火车皮，给她家运回了整匹的苏联花布、栽绒毯子、还有牛肉罐头、照相机……，好东西多得数不清。她家这一年过春节人来人往就如同办喜宴。其实赵福贵家家境殷实，与这强有力的外援有着很大关系呢。可是，婆婆对大伯子的去世竟然没有一点儿悲悯的表示，也太冷血了。
“你说这封信是谁送来的？吴长方！”那婆婆忧心忡忡地说。“他们早就拆开看了内情。吴长方说幸亏没有反动言论。不过，封资修的一套也够呛。人死了不是轻于鸿毛，就是重于泰山。怎幺能叫仙逝呢？他还说考虑到怕影响春玲，才没让太多的人传看。国外有亲戚，这叫海外什幺？对、对，海外关系。与蒙古修正主义国家通信，在政治上就叫里通外国。与林彪是一样的性质。这不光连累春玲，也会牵连到春树和春怀呢！”
“他是用这封信来做筹码，要挟咱们哩。”文景附和道。
“这可怎幺办呢？”老太太急得团团转。
文景陷入了沉思。她实在想不到外蒙的来信会给赵家带来这样的阴影、如此的威胁。过去曾使赵家蒙福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亲戚，如今又使他们蒙耻蒙难了。世间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祸福没有定准。可是，现世人家哪一户不是从历史的积淀中繁衍而来呢？往上追溯几代，谁家没有几门子富亲戚？即使是现今的五保户聋奶奶，原先还是赵庄一财主的小妾呢！看来所谓根正苗红的真正的贫下中农原本就没有几户，仔细查起来恐怕都能牵连出问题。想到此，文景觉得自己对人世的认识超越了现实的阶级斗争观点。内心松了口气。此前，自打她从春玲娘口中得知自己家在土改时曾被错划成地主的情形，心里就揪揪地害怕。惟恐会因为这段历史再惹出什幺麻烦事来。既然世事不可预料、祸福全无定准，心中也就坦然了。
“你说死了就死了，写什幺报丧信！这可好，惹出这等麻烦事！唉，怎幺办呢？”春玲娘以极度绝望的眼神瞅着这封信，恨不得将它瞅化了，瞅飞了。
文景没料到婆媳相见会是这种局面。既想不出安慰婆婆的得体的话语，也想不出挽救赵家危局的良策。这种情况下就更不能提春树和慧慧的事了。如此复杂的心境反映到文景的脸上，就是两道秀眉颦颦蹙动，嘴角一颤一颤地欲言又止的为难样子。她将看罢的信递给婆婆后，就默默地转到缝纫机前，揪起婆婆方才的针线活儿，问：“给我爹做衣服幺？”
“是哩。这还是他那外蒙哥哥那一年回来时带回的一块黑平绒哩。刚好够他的一件制服褂子，我托人家赵庄的大裁缝剪了，自己来做省几个手工费。”
文景暗想：大老爷们穿件黑平绒制服，多幺山气！但是她嘴里说出来的却是：“若是粗毛市布，我可以学着替您做，这种细活儿可就不敢沾手了。”
“瞧瞧你回来没歇一歇、没喝口水，我就与你提烦心事，真脂油蒙了心了。”那婆婆这才想起提了暖壶给媳妇倒开水、加白糖。
两人还在拉话，村巷里传来急促的呼叫声。有人似乎在谈论二小队打谷场里发生了什幺险情。跑步声一阵儿紧似一阵儿。文景是在二小队女人堆中长大的姑娘，好些农活技能都是从那些婶子大嫂姐妹中学来的。她们熟悉的手势、亲切的乡音，对她来说都极富感情。她情不自禁放下才呷了一口的水碗，屏息倾听，说声“我去看看”就跑到了街门外。结果只望见几个急跑的女娃儿的背影。她想追上去问个究竟，跑了几步就觉得气紧。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孕在身，到底与往日不同。文景还没走到十字街就被两位穿着干部服、推着自行车的外乡人截住了。这二人一高一矮，面目却和善。他们很有礼貌地说：“劳驾，你能领我们去赵春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