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少年
日本国驻朝鲜司令部委托松田株式会社代表松田宝间，在朝鲜松恩市南路设松田株式会社之松恩事务所，松田株式会社在松恩城郊设立松田化学工场。
“松田化学”共占地5000余亩，生产各种化学产品，如氯化钾、溴素、盐酸、烧硷等。产品部分运往日本国内，但大部分在东北亚各战区给军方作为特种物资，生产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之原材料。该场有职员50多名，其中日本人40多名。工人约300名，80％为招雇来的当地年轻工人。这些年轻工人都是为生活所迫的穷家孩子，小的仅十五六岁，大的也不过十八九岁。进场前，要找商号、绅士担保，进场时要立“志愿书”，进场后要接受效忠“皇军”、“大东亚共荣圈”一类的奴化教育。
年轻工人受着很低甚至是非人的待遇，除每天管两顿饭．月工资仅发40斤杂粮。所谓中饭和晚饭，都是粗茶淡饭，糙米也不淘洗，直接调入熬卤大锅烧煮，煮熟后每人配给一碗饭加点粗菜。年轻工人要干12小时的活，没有休息日，干活期间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毒打，战争时期，粮食供应紧张，青工们即使忍受了日本人的奴役甚至残酷的体罚，都不想丢掉这份工作，都还要拼命工作，深怕被日本人开除。
工场按工种分为6个部，带班皆为日本人。此外，还专门设立场部警备队，对工场进行所谓的安全保卫，对付有“过错”和敢反抗和不听话的工人。警备队有20余人，正副队长和警员骨干均为日军退役人员，其他警员则是当地依附日本人的朝鲜的原军警人员，队长是日本人 东。警备队还设有专门的刑房，专门用来体罚和拷打所谓犯错的年轻工人。
最轻的刑罚是打屁股，有时候用板子打，有时候用胶皮棍打，挨打时他们自己必须脱光全身的衣裤，趴到刑凳上，打一下报一声数，报错了前面打的不算，重新开始打，从刑凳上掉下来更不行，要加重体罚，前面打的不算还要多打一倍。这些被体罚的年轻男孩子都知道警备队刑房的厉害，绝没有人轻易会报错打屁股的数，每打一下光屁股，都要扯着嗓子拼命报数字，惟恐施刑的打手没有听见，双手更是紧紧的抱住刑凳，屁股再疼也决不能让自己从刑凳上掉下去。对那些犯了更大过错的男孩子，如顶撞日本人、不服从管理、逃跑、翘班等，刑房里更设有烙刑、电刑、轧杠子、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针刑、还有灭绝人性的酷刑“过大瘾”，就是用带电的钢针或猪鬃捅男孩子的尿道和肛门，即使犯了很重“错误”的工人，受罚时，场部要求也不能对他们的双手和头部用刑，主要是要保证这些受罚后的男孩子还能继续干活，所以受刑的男孩子很多时候是剥光身体后倒挂在拷问架上被鞭打，或者两条大腿最大限度分开倒吊着，接受打手对自己的生殖器和肛门施刑，多少年轻工人在如此“大东亚共荣里”里遭受折磨和拷打，有的不幸致死。
朝鲜男孩子崔熙皓是1942年春到松田化学做工的，当时才十六岁。当年，进场如进鬼门关，大门两边两个警备队员端着三八大盖，枪上安着刺刀。门房里日本警备队挎着盒子枪坐着，进了大门不能直接进场，要先进门房给日本警备队敬礼，如果忘记，日本警备队站起来就是一顿嘴巴子，还得送刑房接受体罚。
门房里挂着许多小木牌，翻过小木牌露出自己的名字，日本人才给这一天的工钱。下班时，日本警备队和朝jian盯得更紧．要工人站好队挨个搜身，把浑身上下都翻遍。有个比崔熙皓大几个月的华侨子弟叫炜翔，是和崔熙皓从小一起长大的非常要好朋友，炜翔的哥哥炜昀也在这间暗无天日的工场里做工，那天炜翔过十七岁生日，穿了一条红色布裤衩并带了一个红色兜肚，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每年都穿戴的风俗习惯的东西给他在十七岁生日这天带来惨烈的灾难，日本警备队员搜身时发现他穿有红色的裤衩和兜肚，硬说他是抵抗分子，崔熙皓急着想帮炜翔去解释，炜翔的哥哥炜昀紧紧地拽住崔熙浩，他知道，救不出炜翔反而把他们也搭了进去。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炜翔被警备队员五花大绑后连推带打抓进大楼里的地下室刑房。
炜翔一被推进刑房，立即吊到拷问架上，浑身的衣服裤子被一件件扯掉扒光，最後故意剩下他那条惹祸的红裤衩和小兜肚，警备队长 东亲自动手拷打这个男孩子。
炜翔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七岁生日这天，竟是在工场的刑房里忍受酷刑煎熬，本来干了一天繁重的工作，心里想着快点回家，妈妈早起还告诉他和炜昀，晚上回来给弟弟炜翔做生日，吃长寿面条。
“啊，啊……”
炜翔扯着嗓子痛苦地嚎叫。
“说，谁让你穿红裤衩的？是不是对大日本不满私通抵抗组织？”
“不啊，我没有私通抵抗组织﹗”
“为什麽穿红裤衩？”
“今天是我生日，我每年生日这天都穿的﹗”
“不老实﹗明明是私通抵抗组织，发泄对大日本不满﹗”
“啊，啊，啊，不是”炜翔痛苦地扭动身体， 东残忍地用专门夹rou的钳子旋拧炜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