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有一句话这么说吗？
难得胡涂。
可我不想，胡涂到把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一辈子浑浑噩噩，不清不楚地就这么结束了。
那真的是太悲哀了。
她说，分明是笑着的，却更像在哭泣。
薛夏是在夏天出生的女孩。
靠海的渔村，百户不到，上学得坐最早的一班公交到镇上去，约莫二十分钟的车程。
薛夏不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她是外公外婆带大的。
外公捕了一辈子的鱼，最大的资产就是一艘开了四十来年的旧渔船，外婆平常则待在家里，靠做手工艺贴补家用。
小时候，天才蒙蒙亮，外公已经起床准备要出海了，带着外婆做的便当，薛夏会在听到动静后迅速爬起来，一面揉着眼睛一面飞奔下楼，赶在对方离开前，和他道一声路上小心。
然后，外婆会把白粥盛在漂亮的碗里递给她，上面撒上葱花、蛋丝和几块卤到发硬的rou块。
接着，外婆会打开收音机，在薛夏吃早餐的时候，开始缝缝补补。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日复一日，直到薛夏小五那年。
外公和外婆说，他们要搬家了。
搬家？薛夏眨巴着眼睛。要搬到哪里啊？
镇上，咱们要搬到镇上。外婆搂着薛夏和她说：咱们这片地要被征收了，说是准备盖什么生态园区，唉不管怎么样，咱们小夏以后就不用赶着五点起床了，可以睡饱饱的哦。
这对小孩子来说，无疑是件大喜事。
然而薛夏没有表现出雀跃与兴奋，因为她能感觉到，外婆在难过。
那阵子，薛家小小的砖瓦房里，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忧愁。
薛夏隐隐知道原因，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两个老人。
她只能更努力念书，拿回来好成绩，试图让他们开心起来，而不只是在自己面前强颜欢笑。
那实在太令人难受了。
薛夏想。
在薛夏小学毕业那年，事情终于尘埃落定。
两年不到的时间，本来还有百来户的渔村，居民搬迁了七、八成，剩下寥寥数十户不愿意走，不过薛夏知道，一切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在将家具和行李全送上货车后，外公和外婆带她到海边走了一趟。
正逢夏天暑气最盛的时候，万里无云，日头高挂，外公骑着三轮车带她们走柏油路，好不容易熬到港口时，薛夏早已经汗流浃背。
可她不喊累，只是沉默地跟在两老后面，经过浅滩，来到外公已经准备报废，破旧到漆都掉了大半，零件也生出厚厚一层铁锈来的船上。
那时候，外公脸上的表情，薛夏一辈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是一种怅惘，也是一种认命。
三人在船上吃了午餐。
是外婆亲手包的饭团，里面塞了满满的rou松和紫苏叶。
吃完后，薛夏走到甲板上。
她见到彷佛超人一样无坚不催的外公靠在外婆的肩膀，布满皱纹与晒斑的脸上有两行泪水，在酷暑的艳阳下，像是打在海面上的钻石。
亮极了也刺眼极了。
有什么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
当薛夏意识到这点，也是她第一次对离别生出惧怕。
望海镇是看不到海的。
夏天的时候就算把窗户打开也吹不到海风，尝不到咸咸的空气。
这点让薛夏很不习惯。
她失眠了大半个暑假才适应。
后来，薛夏才知道，其实外公和外婆在镇上是有房的。
只是那房，在自己的母亲薛琳失去下落后，两人便没有再踏足过一步。
关于母亲，外公和外婆从来没有提过，薛夏只能从街坊的闲言碎语，和邻居茶余饭后的八卦中，拼凑出一个模糊的母亲面貌。
漂亮、聪明，从小到大都很讨人喜欢这些是正面的。
不孝、任性、不检点，勾三搭四这些是负面的。
薛夏有时候会疑惑，好像，小时候的母亲和长大后的母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
父母含辛茹苦地将薛琳拉拔长大，从不因为她是个姑娘而嫌弃，甚至夫妻俩还怕女儿受委屈，坚持不再要一个孩子，在民风保守，观念相对守旧的小乡村，没有儿子传宗交代，是很容易招人闲话的。
然而薛夏的外婆和外公将这些都扛了下来，而薛琳也没有让两人失望，成绩一直很好，甚至连大学，拿的都是全额的奖助学金。
那时候，除了少数一些嘴硬的亲戚，多数邻里都夸他们有福气，把闺女养得这么好，好日子还在后头。
谁能想到，当初被全村风光送进大学的薛琳，有一天会突然大着肚子跑回家，关在屋里不肯见人，等把孩子生下了后，又一声不吭地跑了，全然不顾家中老父老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