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比我大整整二十岁。这是我帮他订机票的时候知道的。
我还以为他快五十了呢。不错，他没白头发，他天天健身，他周末去打网球，他行动敏捷，他看起来总是那幺Jing力充沛，总之他一点也不老相。然而，即使知道了他的年龄后，我仍然常常产生他和我爸同龄的错觉。他好像什幺都懂，什幺问题都能解决。
春节过后的一天下午，Peter带我去见个重要的客户。走到建国门立交桥，正赶上大塞车，半天动不了一寸。我一看表，离约定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分钟了。连一向沉稳的老赵都不住地叹气。
Peter一言不发地坐在位子上，转着头观察着车窗外。灰蒙蒙的天色里，各种车辆头灯射出的光雾突突的，笨拙地捉住前面车子喷出来的尾气。车头衔车尾，一直蜿蜒到桥下的主路上去了。
没半个小时、四十分钟，谁也甭想离开这儿。老赵说。
Peter听了立刻说：赵师傅，你在这里等。然后回公司。然后回家。不要接。
说完拉开车门下了车。我只能跟着也下了车。因为车接车送，冬天无论多冷，去见客户时我都不穿笨重的羽绒服，最多加件薄呢大衣。Peter更神，经常只穿件西装外套。我们就凭这身伶俐的装束在朔风里迤逦而行，瑟缩颤抖。几个闲得无聊的司机摇下车窗对我们浪声叫好。
好容易下到主路上，Peter招手拦辆出租赶到约定地点，晚了一分钟。参加会议的其中一位也走的建国门，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那天开完会，已经快五点了。在门口等出租车时，Peter向我手里塞了二十块钱说：“待会儿回办公室，拿了东西你就回家吧。这钱你打车用”。
那阵子我高中同学特别忙。她跳了间公司。真有她的！才上班几天呀！这次是家欧洲公司。新老板里有一位挪威金发美男子，两米高。于是我们电话粥的主料从陈乐祖 Peter变作“两米高” Peter 常嘉伟。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批评我的穿衣风格。比如那次我俩去塞特，看见一件纯棉白衬衫标价四百，她极力撺掇我买下来。四百？我爸妈工资加起来还没四百。虽说我月薪也几千，但是都让我妈替我攒着呢。两百还可以考虑，四百？！就这幺件啥都没有的衬衫？！
“你真土！”她说。
我听了不大高兴。不过更令我不快的是她对常嘉伟的看法。
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正式的男友，然而从高中开始还是很有那幺几个“暧昧”的。常嘉伟是其中之一。他也是我高中同学，不过不同班。在高中三年的纯真时代以及大学四年的青葱岁月，常嘉伟是与我来往最多的男生。大学四年从他那里收的信、明信片有一大沓子呢。他的信，我都单收着，扎了根天蓝色丝带。
在高中，常嘉伟是排球队的，还去市里参加数学竞赛。我喜欢这样又戴眼镜又会打球的男生。何况他长得也是我喜欢的型儿。
大学毕业，他去了机关。上班别人一杯茶一张报；他念英文。他总是怂恿我报个会计或是电脑班，他好在我隔壁上个英文班。
我高中同学认为常嘉伟是个很无趣的男生。以前对他的长相还认可，自打“两米高”出现后，中国男孩子在她眼里都黯然失色，要肌rou没肌rou，要轮廓没轮廓。她叫他们“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