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亨和范无病父子俩在香港这边儿未雨绸缪。布置大局，国内却是乱成了一团儿，情况非常危急。
四月二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非典防治，提出要把防治非典作为重中之重，卫生部长出任防治组组长，副秘书长负责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并提出要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由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建立公共卫生事件紧急处理机制。
四月三日，卫生部长举行第一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称，中国部分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疫情，他向大家通报的数字是截至三月三十一日，全国发病1190例，死亡46例，其中广东1153例，京城12例，死亡3人。
四月十日，卫生部副部长在第二次中外记者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通报的疫情数字是可信的。截至四月九日，全国的发病案例是1290例。其中死亡55例、广东的病例上升为1213例，京城仅有22例、死亡4例。
四月十五日，卫生部公布，截至上午，全国的病例是1435例，死亡64例，其中广东1273例，京城只有37例，死亡4例。
四月二十日，新华社发布中央的决定，免去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的职务，免去京城市长的市委副书记职务，根据惯例，这意味着他们将不会再担任卫生部部长和京城市长。
这一天，距离卫生部部长就任也就是一个月，京城市长就任不到两个月，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就被撤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罕见又和目前非典型肺炎的疫情有着紧密的关系。
卫生部常务副部长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这一点，在他公布的最新非典疫情中，京城确诊的非典病例是339例，疑似病例是402例，而在五天前卫生部公布的疫情报告中，京城仅有37例，死亡4例，死亡人数和十天前相比一个也没有增加。
这一组数据表明，至少在京城地区存在着重大疫情的瞒报和漏报。地方政府又一次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中谎报军情，而作为全国卫生系统主管的卫生部居然对自己眼皮底下的京城都不能掌握真实疫情，又哪里谈得上把控全面情况，尽责尽力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天灾固然可怕，但是人祸更为可恶。
根据卫生部副部长的介绍，媒体才知道，国务院一再要求京城市政府统筹不同部门所属医院疫情的调查和监测，但是成效不大，而作为卫生部对京城的防治也指导不力，最终公布的数字居然是国务院特派小组在北京各大医院挨个统计排查出来的，这难道就是京城要建设的高效政府？
是可忍，孰不可忍？！
非典型肺炎早在春节前后就有广东的报告，作为一种新的疾病，在疫情之初的确不易把握。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公开报道早了不好，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但是报道晚了更不好，更容易引起社会的动荡。
广东地方政府控制的节奏总的来说还是成功的，虽然新闻媒体在早期病情没有明朗之前没有作公开的披露，但是确认疫情之后地方媒体的报道还是相对充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为社会大众正确防治非典提供了时间和空间。
理论上讲。作为后来才发生疫情的全国各地尤其是京城地方政府应该比广东做得更好，更从容，更有预见性，更能有效扼制非典的蔓延，更能将疫情消灭在萌芽之中。
可惜，现在人们看到的都是另外一种结果。
如果说卫生部自身公布的数字是可信的话，那么不断上升的发病数也早已打破了卫生部部长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所作的结论，更何况还存在着他眼皮之下的瞒报漏报，这让生活在京城的，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众多市民感同身受疫情环境的同时，作何感想？而他们在党政一把手们频频视察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以及京城的大中小学校和医院的新闻报道面前又会作何感想？
如今已经是互联网的时代，在社会发生重大疫情时，作为大众的传媒没能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社会沟通作用和预警作用，这也是严重的失职，疫情岂是媒体回避就不存在的，相反，由于媒体的回避而造成信息不畅只会加剧社会公众的恐慌和对政府的抱怨，欺上瞒下的结果一来延误防治的战机，二来败坏政府的形象，三来误导政府的决策。
对于这些情况，在香港冷眼旁观的范亨就对儿子表示道，“国务院五一暂不实行长假制度，目的是为了避免人群大面积流动和疫情扩散。但是四月六日，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召集各国驻华航空公司和旅游企业七十余人通报情况时称外国人可以放心来中国旅游，希望在坐的能以自己在华的体验反驳海外媒体大肆渲染中国的非典疫情。在谈到国内市场的时候，他表示国内有很大的旅游市场，国内游大概占到我国整体旅游的七成，一定要把五一黄金周组织好。借助这几千万人流动的七日长假，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依然是最理想的投资沃土和最安全的旅游胜地。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些人都倒灶了。”
范无病则说道，“非典是天灾，是人类暂时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