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焉把一根露在嘴巴外的米粉吮了进去，红油在他嘴边扩散开来，他在吃第二口的时候问我记得二娃吗，我问他是不是以前住在东街钟鼓楼下边的谢凯，他点点头。我很奇怪他为什么突然提起谢凯，但他在我疑惑的时候正往嘴里一口接一口的吃，仿佛忘记了这个话题是由他起的头。在一个犀利的饱嗝之后他说起来谢凯，原来在城南中学的那几天，他打听到谢凯的消息，透露这个消息的是睡在他旁边的一个黝黑的小个子，说起来这个小个子我好像也有些影响，大家小时候上街串下街的耍，仿佛认识的一大堆人里是有个被叫着非洲人的家伙。那时候一放假就拿着一把画片上到处找人挑战，你可能和的对方不熟，但这不阻碍你和他玩一下午画片。我家住在红星桥南，蒋焉和谢凯都住在桥北，初中之前我们三个经常混在一起玩，关系很铁，我们常常到谢凯家玩，他家的电视是彩色的，还有录放机，暑假我们常常在一起拉上窗帘看一个下午的僵尸片，直到楼下的爷爷把房门敲开为止，那时候满脑子已经是僵尸的影子，他爷爷显瘦的身材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和剧情里的某种情节立刻产生关联，常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吓人归吓人，但他爷爷和nainai对我们很不错，只要我们愿意几乎可以包吃包住，谢凯的父母在外地，所以家里就住着他们三个人，我们的到来总会让这个繁华街道边的屋子更有生气。在认识谢凯之前，我的世界里最远的地方是北京，但谢凯告诉我广东比北京还远，说这话的时候，他自信满满，所以我认为他说的是真的。我常去他家玩但从没见过他父母一面。谢凯说这个可以证明广东离蓬溪很远。我问谢凯那离蓬溪到底有多远，谢凯依然自信满满的告诉我要坐很多天的汽车。这听上去让我咋舌，因为从蓬溪到外婆家坐二十分钟的车对我来说算是远的地方了。我问谢凯坐几天车是不是就到了地球的另一边，谢凯说大概是吧，然后给我一张他父母抱着还不会走路的他站在海边的照片，这也让我以为我见到了地球另一边的景色，以为世界的一般是陆地，另一半是水，我想象着谢凯的父母是怎样在这些波澜里站稳了脚跟。我对谢凯父母能到那么远的地方羡慕不已，总觉得他们家隔不了多久就会从世界另一边寄来很多新奇的东西，那些都是些我们从未见过的新鲜。小升初的三结合考试之前，谢凯把一大堆游戏卡交给我和蒋焉，望着这些我们要不吃好几年早饭才能攒到的游戏卡，我们知道他要去世界的另一端了，也知道我们或许永远不会再见面了，那是我们作为人生第一次体会到分别的痛楚。他说到了那里会给我们写信，但后来我和蒋焉都没收到过他的信，也许他写过，但谁能相信，一封信能从那么远的地方完好的寄到蓬溪，出现在我们面前。临走之前他送给我和蒋焉一人一块电子表，当我们熟练的学会怎么用的时候，谢凯便真的走了。三结合考试前一个月县上通铁路了，蓬溪车站设在大石镇上，我和蒋焉花了三元钱坐着三轮车一路颠簸到车站送谢凯，但到站的时候连火车都没看到，值班员告诉我们火车半小时前开了，这里一天只有两班车经停，而刚走的那班是最后一班。我们在红星桥碰头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亮，最晚打鸣的鸡也还在熟睡中，我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早了，但还是错过了更早的火车，我和蒋焉站在铁轨边，望着它向两个方向延伸，一边有些昏暗，一边升起了太阳，我问蒋焉谢凯是往哪边走，蒋焉说有太阳的那一边，我觉得他说得对，于是和他一起看着谢凯消失的方向，算是目送这位朋友了，之后便走出了站台。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记忆里仿佛完全删除了这个人，谁也没再提起过他，当我们真以为忘记的时候，他却出现了。
蒋焉从那个非洲黑娃那里弄来了谢凯的联系方式，是一串用蓝黑墨水写在试卷上的数字，这串数字从试卷上撕下来时，留着不规则的边缘，我看着字条问蒋焉打过吗，蒋焉说他还没想好说什么。不过谢凯真的要回来了，他户口在蓬溪，要参加高考就只有回到户籍所在地，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条合理的规则但既然制定了这条规则，剩下的部分就是服从。吃完米粉，我们已经看到了队伍的尾巴，于是毫不犹豫的加入到那个尾巴中去。Cao场上用石灰画出一个又一个的矩形，矩形里是阿拉伯数字，每一个数字代表一个班级，那些数字被无数的脚步践踏之后，已经模糊成一团白。参加这种大型活动对于在这个学校混到快毕业的我们来说深谙来得太早可能不如来得迟些，太早不知道哪个数字属于自己班。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只是从人群里找那个最光亮的脑袋，它属于我们班主任，而班主任总是站在班级方阵的前方，像一座灯塔向所有他的学生放射出指引方向的光芒。蒋焉比我先看到灯塔，然后我们拖着板凳在人群里不停的喊“借过”也不知道喊了多少声，才找到自己的阵地，见缝插针把椅子放好。“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们……”画得浓墨重彩的主持人，用她最圆润而清澈的声音打断了Cao场上的嘈杂，主持人已经换过很多个，但每逢大型活动，这些台词都会如约而至一字不差，它们仿佛是一段巫师祭天的一段咒语，只有念过之后才能天人相通，活动才能圆满举行。前排一个女生从身后默默拿出一本教辅材料，拿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