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应付心急如焚的李干事、不, 是李主任和许校长。”
在档案没调回来的这段时间里, 她和孙齐圣就当是放了个大假，毕竟在外地出差了两年，两人准备趁机好好的休息休息，昨天陶小霜就是这样告诉李清的。李清也相信了。
孙齐圣道：“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接下来无论谁问起，我们都这么说好了。”
“那当然。”陶小霜点头道，然后她问孙齐圣：“李干事和我说——两年前, 我刚离开华一不久我的位子就被江妮给顶了。那交运那边, 你的队长又保留了多久？”早在两人下火车的那天, 朱大友就找机会和孙齐圣通了风报了信, 他说孙齐圣的车队队长的职务早就是别人的了, 那个‘别人’还干得不错, 孙齐圣得早作打算才行。
“……也就3个月”，孙齐圣笑着道。
陶小霜想了想后道：“这两年开始搞双轨制，交运的长途班简直是炽手可热, 能给你留3个月已经很不容易了。”
双轨制，是指统销和议销并行，也是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开端。统销的物资上面有计划管着下面有票证等着，卡的紧；而议销的物资就不一样了，价格和数量都随行就市，那可钻的空子可就大了。据朱大友说，现在只要和车队管事的队长混得熟了，走后门不要太容易——就比如说拉西瓜吧，8辆车开出去，拉回来的只有7车半，那另外半车的西瓜直接就进了农贸市场。整个区交运也就8个队长而已，能留3个月，已经是孙齐圣在交运很有人缘的表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既然陶小霜和孙齐圣都调任广州了，而且时间还不短，那他们的的工作和相对应的职务肯定是要有人接手的，可接手的人和形式不同，意义可大不一样。
陶小霜刚走时，华一那边是让老张作为副主任暂代陶小霜管理宿管，这种让下属做代理并指名是暂代的方式就是为陶小霜留着位子了；而不久后江妮的那种那就叫‘顶’——要是陶小霜真是普通的调职出差，等两年后她调回了华一，江妮能把主任的位子还给她？而没了职位，陶小霜就空有个级别了，就像是明清时那些舔着脸四处求官的进士，可不尴尬窘迫至极。所以，在许历的记忆里陶小霜才会是个已经模糊掉的人。
至于孙齐圣的被顶，自然和陶小霜的差不多，那‘别人’虽然不像江妮，有一个在区委作副局长的二舅舅，可也小有背景，而且还颇有些能力——连朱大友都说他还干得不错，所以孙齐圣这边也是不能顺利的回到交运去好好的做他的队长的。
好在两人也不想回去了！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经过了这两年，回到学校里做主任或者在交运做小队长，然后按部就班的往上走，两人已经不能满足于这条青年干部仕途的金光道路。所以在香港时他们才‘打包’了药坊而不是贱价卖掉它。
但是上海是一定要回的，否则事情就变成了两人出着差出着差，有一天人就悄悄的偷渡到香港了。国内对外开放毕竟才两年时间，陶小霜和孙齐圣可不想被打入黑名单，甚至被禁止回国，所以这偷渡的名头两人担不起也不想担。因此，两人得回来，然后以继承遗产的名义光明正大的‘回’香港。
这是夫妻俩离开香港时就打算好的，出乎两人意料的是，上面政策的松绑比他们想象的更快，一到上海，还没出火车站了两人就看见‘热烈欢迎华侨回乡认亲’的鲜红的大条幅。都不用四处张望，那条幅就横在站台的正中央，醒目非常，这就是上面的态度。
这些面子工程还不说，在街头巷尾那些曾经让阿拉们讳莫如深的自家的海外关系也成了阿婆姆妈们挂在嘴上常常炫耀的谈资。很显然，和香港那边会让人抱着谨慎态度的关于内陆的那些‘传闻’不一样，国内的情势是真的大开放了！
所以，陶小霜和孙齐圣尽可以不用像曾经计划的那样等待了：他们可以很快的继承‘遗产’，甚至还可以自由的来往于香港和上海！
事实上，现在的国家很缺钱，外汇储备少得可怜，所以美元是最好，港币英镑什么的也是来者不拒的，于是回国的华侨们可都是地方上的贵宾；在上海，各大酒店都对‘外’开放，当然也只收外汇；听王姿说，外交部还准备专门定制一批有领导人亲笔签名的金笔，作为纪念品放在酒店里卖。
陶小霜和孙齐圣要是再次拿到了香港的户口——两人以前的户口纸已经被孙齐圣从香港的公署里取走了，那来往于两地时两人还能坐上飞机。在国内，两年前这个待遇只有12级以上的高干及其家属才能享受，现在华侨也能，虽然要花钱。
既然都不用再等了，那两人也就不用再回去了。
陶小霜有些惋惜的道：“早知道上面的步子迈得这么大，我们就应该给律师事务所定一个早一点的日期。”
孙齐圣道：“千金难买早知道。在香港我们又怎么能知道这些。”惧怕回归，对于国内的开放，香港的各大报纸胡乱唱衰的多，据实报道的少，耳目闭塞下他们当时也只能按着知道的信息来做打算，估计错了也是没办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