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而她只能自认倒霉，连个可以埋怨的对象都没有。她也许罪有应得？
“我可以给你补偿。”奥利维开口，手里是上次的银行卡。
艾莉尔不知道他还想给自己多少钱，他好像只有钱这个选项了。
这对艾莉尔的诱惑有点大，她现在确实需要钱。如果她想表达自己的愤怒，那她一分钱都不应该收，但她既然已经花了一大部分，也就无所谓接受与否了。
艾莉尔看着那张卡，不知道自己还能怎么办。
奥利维见她没有拿，只好把卡放在了柜子上：“我很抱歉。”
事实上，经历过法布利那些事，艾莉尔心里多少有点无所谓。难道堕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她觉得与法布利比起来，奥利维这些伤害反而比较轻。虽然他强迫了她，但他至少没有虐待她……
意识到自己莫名其妙的屈服，艾莉尔晃了下脑袋，想要清醒过来。她心里很茫然，二十年来塑造起的价值观在短短几天内分崩离析，她无法找准支撑点，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又能够接受什么。
“我觉得……”她迟疑着开口。
逃避向来是个轻松的选项，艾莉尔抬眼看着他：“这件事就这样吧，我们都不要再提了。”
7.卫生间（口，H）
奥利维走后，艾莉尔在屋子里呆坐了好一会儿，她拿着那张银行卡，极力掩饰着不应有的轻快的感觉。她确实松了口气，也为能够拿到这么多赔偿而感到愉快。
她开始想另外一些事，比如奥利维为什么要承认，又为什么要给她这么多钱？
那数额实在太大了，将近她一整年的工资，哪怕是明码标价的性交易，也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她关了灯躺在床上，半梦半醒间听见楼下车子驶过的声音。那是夜晚的巡逻警车，呼啸而过的风声窜进脑海里，她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胸口压抑而沉闷。
艾莉尔睁开了眼。窗外暗沉的光线投射在白墙上，形成斑驳的倒影，平静而安宁。她愣神地看着，不知为何记起了学生时代听过的一个故事。
有个姑娘在餐厅打工，被富有人家的少爷看上，对方要求共度良宵，女孩愤而拒绝。少爷开出价格，从一千一直涨到十万，原先不为所动的姑娘最后哭着答应了。
当时的艾莉尔觉得惊讶，只有一个晚上，会值这么多钱？
那种夹杂着轻视的讶异放到现在，显得幼稚而可笑。她重新闭上了眼睛，放弃了这种过分奢侈的道德思考。
后续治疗花费很高，多亏了奥利维的钱，艾莉尔才得以痊愈。她心里多少有些愤慨，那些钱足以改善她的生活，她本可以搬到稍微宽敞明亮点的屋子里去，但也因为这些事，她意识到了存钱的重要性，人生哪能没有个意外呢。
之后的日子很平静，偶尔抬头看一眼电视，那位理查·法布利大人仍旧严谨低调。这份成熟与他耀眼的外形格格不入，他好像刻意要减轻过于突出的容貌在人们心中的印象，他每每都严肃得令人压抑，很难让人产生亲近的感觉。
这次是每周例行的首相质询，直播中首相和议员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展现在观众面前。那位议员又哭了，那位议员又被泼水了，那人又爬到桌子上了。好像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这些政客就无法表现出自己对选民们的在意。
可艾莉尔隐隐觉得这只是表演。
所有的决定都是首相在做，就连议会也只是摆设，影子内阁就像马戏团的猴子，一轮质询过后，大家都觉得这些家伙是在找首相的麻烦，这种外行的干涉令人本能地反感。
战争时期，一切禁令都合情合理，国内的和平大概是政府莫大的恩赐，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公民的绝对服从，以及必要的稳定和团结。
不知道有多少人意识到，掩藏在宪政下的是首相的个人独裁。无限延长的任期、数量庞大的秘密警察、被监听的谈话，摄像头下的服从和掩盖，很难说有什么自由可言。
走廊里，艾莉尔端着餐盘，上面是六杯咖啡。作为助理，打杂不算，还要跟着到处跑。下午的议会大厦，她陪着一众记者编辑过来，错开的时间令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忙得毫无必要。
半个小时前，结束会议的法布利快步走过一个个房间，内心无比烦躁，耳机里首相的声音尖利急促：“下个星期就宣布把维克兰的公司收归国有。”
法布利耐心道：“用生产违禁药品这个理由处理维克兰公司是个挺好的做法。但仅仅因为压缩饼干的专利纠纷，是否有点小题大做？”
首相不耐烦着：“现在粮食短缺，我们需要这个。而且我不喜欢维克兰，公私合营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他竟然想用一纸专利干涉国家的粮食供给？我会让他死得很难看。”
法布利还想说点什么，这种委婉的质疑令首相非常不满，他直言道：“你只负责主持会议，不要问那么多。下星期的议会质询务必要让着他们。”
权力的制衡仅仅只是摆设，形式化的监督可有可无，原本的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