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不是空话，大宋的确是在身体力行执行这个“中正”之道。
——所以，大宋没有搞殖民地，占领每一块土地都是真正地在考虑共同发展，不是掠夺资源，竭泽而渔。
——所以，大宋虽然以武力开拓了美洲，却不搞屠杀。大宋占据阳洲的土地，给印第安人带去文明，是重教化而不是搞屠杀。印第安部落的很多人被送去大宋帝京学习，学习华夏的文化，学习华夏的文明，让他们从原始部落进入更高级的文明。如果只是为了占据美洲的土地和资源，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武力征服由来是殖民者最方便的做法。
——所以，大宋帮助夏国打波斯湾战争、大西洋战争，不是为了占据几块土地，盛产石油的地方不是只有波斯湾，在这个时代，大宋有太多的选择。但要打破伊斯兰教的“唯我为神”，就必须以霸道对霸道，占据之后分化，近距离地教化。贫穷是这些沙漠国家最大的问题，但他们没有儒家这样的文化，不懂得内部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而是宣扬“圣战”，搞扩张，以霸道为本，那就必须要打压。说白了，这些沙漠国家就跟草原民族一样，自己解决不了生存问题，就只能向外扩张。但他们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对外扩张也就是掠夺、剥削、压迫，还能指望他们给占领的地方带去发展吗？能指望他们实现“致中和”吗？
名可秀说，周武王讲过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就是说，人本来是动物的一种，但是既然身为人，就要有觉悟，要拉开跟动物的距离。因为《易经》告诉我们，人是天地之间唯一能够帮助天地来改造这个世界的唯一动物——这是人类的责任。
周武王说这句话有很重的使命感，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周文王把《易经》写下来，主要就是为了教化，开启民智。但是，周文王那个时候是被商纣王拘禁了，只能用卜筮的方式写《易经》，不能明明白白地讲，这是解决宇宙人生的问题。当商朝被推翻时，周文王已经过世了，也没有人再有周文王这样的智慧，深刻理解伏羲的“易”。直到孔子出现，给《周易》做传注，才明白地讲出这是宇宙人生的道理。可惜，孔子生不逢时。而后，历代统一王朝的帝王和士大夫们，他们自称中国，却不知道何谓中国，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从伏羲到文王到孔子，“三圣人”共同成就的《易经》，这个诸子百家哲学的群经之源，它讲述的真正大道是什么。
名可秀解读出来了，她说，“中国”者，“中正之国”，为“中正之国”者，就担负着这样的使命——行中道，守正道，传教化。
卫希颜顿时觉得，“中国”这个名头，压力山大呀。
士大夫们在吸冷气，这不是大山，是巨山。
皇帝说，是喜玛拉雅山。
名可秀说，所以华夏有两个“中国”，使命共担嘛。以后凡是能担负起这个使命的，都是“中国”，当全世界都是“中正之国”时，“致中和”就实现了，那时，就是走出地球、走向宇宙了。
很远大的构想，很宏伟的目标……名可秀给大家画了一张大饼。
这个大饼真的很大，大得比九洲四海还大，九洲四海好歹还在地球上，这都远目宇宙了。
大周的皇帝柴赟很少见地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的，拍着御案大笑，笑完后他说：我们是华夏！华，壮丽，辉煌，灿烂，格局怎么可能小！这个饼画得大，画得好！画世界为饼，画宇宙为饼，这是大英大智之士，我们大周敢称中国，也敢为中国，就是要有“天下为己任”这种气魄，这种胸怀，这种志气。
他说：秦皇汉武算什么，唐宗宋祖算什么，朕将是比他们伟大的皇帝。
他问他的大臣们，要不要超越管仲，要不要超越萧何，房玄龄，姚崇，范仲淹，王安石？——这些都是名相。
皇帝要做高飞的鹰，更重要的是他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大臣们会说不吗？——不想做名相的不是好大臣。
卫希颜想起一句话，就笑了。她说，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作为在未来拥有破碎虚空能力的大宗师，她说出这句话真不算是虚言或夸张。
这句话，成了名言。一百年后，这句话成为空军和航天科学家的口号。
学子们说：我们的目标必须定得更远大，因为我们有更高的使命。
年轻人有朝气，有热情，有血气，他们不怕担负使命，就怕“不被需要”，或者找不到“被需要”的路，科举这个独木桥的路实在太窄了，通过的是少数。“中正之国”是大道，实现这个大道，有千百条的小道要共进，只做官是不行的，农、工、商，百业都要有，百业都需要人才，有“中正、教化”的理由，任做哪行腰板子都能挺得直，说做商人，那不是贪利，儒商有知识讲道理守诚信，这是提高行业道德水准啊。
学者务实，没有年轻人那么激动，他们说中道、正道、教化，是大善，是良药，但是不能讲空话啊，不能画张空饼就算了，要真正做出来，那才是真的好。
所以，这不是皇帝和宰相的事，不是士大夫的事，不是读书人的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