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如仁义、礼乐、孝慈、忠恕、圣知（圣智）等，而地位还在仁义、礼、孝慈之后，故一直未为儒家重视，直到北宋才开始注重，二程并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诠释的“中庸”仍然是“独立”的，没有成为儒家的纲绳，而这个“纲”本应与仁这个“核”同等重要——没有“纲”，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就是散乱的，没有一条纲线把它们串起来。
而名可秀做了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为中庸Jing神的纲，以中庸Jing神作为整个儒学的纲，不仅将儒家思想串连了起来，而且实现了范仲淹提倡却未做到的事——将儒学化繁为简。
“化繁为简”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这件事的意义同样重大。
它使儒学的微言大义变得浅显易懂——这样才能真正普及。
这是名可秀注解《论语》和《大学》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义》更进一步，树起了儒学的“纲”，有了这个“纲”就将整个儒学都变得简单起来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学只有变得浅显易懂，才不会成为“高阁学问”，传到后世子孙就会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后不懂就束之高阁了，更糟糕的一种结果是，因为没有真正学明白而谬解或阉割儒学，那就成了误国之学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极远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学为简，而他没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单论这个治学的功绩，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还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么呢？
两个字：条理。
这是可以与“化繁为简”相提并论的两个字。
北宋的儒家们，从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庆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新旧两党的儒学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学，但他们都并没有将儒学有条理的归类，或分出层次，学儒经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学的整体脉络，研读儒经如同瞎子摸象，没有清晰的整体，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位先生起，开始注重将儒学条理化，目的是为了让儒学易懂，但他们没有成功，比如周敦颐和邵雍这两位易学大宗，都将儒学太极化，以“太极”为儒学的“纲”来解释儒学，首先这个“纲”就抓错了，不仅没将儒家思想串连起来，而且还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极本就是极高深的“道”，越解释越玄乎，让人怎么学呢？
名可秀三万字的《中庸正义》做到了这件事，以中庸为纲，将儒学条理化、层次化，其上为宇宙观，其下为世界观，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论具体，儒家目标分阶段——这样才能普及做到，否则浅显易懂了、知道了却做不到，那就是只有认知而无法践履的学问。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成就。
儒学修到这一步，名可秀可以说已经超越了孟子之后的历代大儒。即使还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个女子在儒学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认，名可秀的“立言”已经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认明儒家之经旨而经世济民之学）。
范仲淹的“明体达用之学”一革汉儒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启了宋学的重义理、重创新、重学问的经世应用，故被称为开启宋学之儒宗。而名可秀的中庸Jing神确立的儒家世界观和方法论包含了“明体达用之学”，而在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上又远远超越了它——只此一点，就可以确立名可秀儒宗的地位，何况还做到了“纲”、“化繁为简”、“条理”这三件大事呢？
为什么宋周两国的礼部都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教本，并将《中庸》从《礼记》中提出来，单独增加为经义考的科目呢？就是因为看到了这部《中庸正义》的真正价值和对儒学的重要意义。
故，名可秀儒宗的地位确立无疑。
不仅仅是南面大宋的儒宗，也是北面大周的儒宗。
有人质疑吗？
当然有大儒质疑，质疑她诠释的一些经义或创新提出的一些观点。但是，你能建立起一个比她树立的“中庸”更为清晰、更为完善的儒学的“纲”吗？你能比她的“化繁为简”更为简吗？你能比她的“条理”更为条理吗？
——不能！
那就无人质疑，因为无人能够质疑。
所以，与二程的儒宗地位多有北周学者质疑、张载的儒宗地位多有南宋学者质疑不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一旦确立，就无人可以质疑。
作者有话要说：写完稷下论学十七章，就好像那种亢奋的状态一下子枯竭了下去……这思绪也在空中飘荡了好几天，才又落定了~
这一章是昨晚上写完的，某一般凌晨五点起床，看一遍修文——今天八点钟有个重要聚会，在郊外比较远的农庄，六点钟就得出发，所以来不及修文了。本来昨晚上睡觉时还想到应该增加一段内容，于是，放到后面章节合适的地方吧。
☆、重定理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