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鸣则做了他以为自己能做的一切，但他突如其来的良心却给工人造成了更大的麻烦。
季鸣则踌躇满志，他准备杀回法国。临行前，他不惜自损三百，狠狠教训了季子羽，祸害的整个集团股价都跟着下挫。老季总出面抽了一顿不孝子，季鸣则难得梗着脖子说，这是您打小教育的我，想干什么就放胆去干，最不能在乎别人的想法。他顶着老季总极其失望的眼神，匆匆跨过一整片大陆，绕开董事会，和EM集团协商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他们声称，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普遍道德的要求，双方将共同支付工人赔偿金，数额再度上调，直到3万欧。季氏的地产公司在之后的项目开发中会预留100个岗位给原厂工人，并提供相应的培训。
Bolya拨开人群走上前，抢下了干部的话筒。他拿着那个红色的塑料话筒，一时又有点无措。工人们呈半圆形围着他，大家面面相觑。Bolya想，原来在人前做演讲这样难，他忽然想起那些随时随地都能组织起漂亮的词藻的人，比如说总统先生，国务秘书，之前来和他们谈判的EM集团的经理，他们的工会干部……甚至孟时雨，他们都在学校学习过怎么说话。在现代社会，说话不再是人类的本能。（罗马帝国时期也不是。）
如今鸽子都不见了，Bolya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是预感到巢穴要被拆除就先一步离去了吗？还是因为太伤心，以至于不愿意停驻。
“我们……”Bolya做了个深呼吸，他的嘴唇紧张得都发起抖，嗓子紧得仿佛吃了三勺咸盐，“我们不能拿钱。”
工人们爆发出嘘声，“绝不”，他们
“开玩笑，”Bolya挥了挥手，“他们只雇佣十分之一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他们的战术，目的是让我们就此分裂开来！会不会有人想，我先投降，我先拿钱，我先得到工作？同志们，我们能出卖自己人吗？”
当他们听到整整3万元的赔偿款后，一阵骚动掠过工厂上空，似乎连堵在厂门口的木箱子都摇摇欲坠。CGT的干部们在又一次GA时呼吁大家投票，接受，或者继续坚持。有人骂工会的人，说你们从68年就背叛大家，现在又来了。但他愤怒的吼声掉进了价值四万欧的絮絮私语，再没有人出来高声说，不，我们只要合作社。
由他引起，但出事时他缺席，事后他不在场。季鸣则不敢去想，孟时雨为什么最终选择对他隐瞒一切，是要多么彻底的失望才会让孟时雨选择自吞苦果，而又是怎样的爱才能让小朋友在三年后，好了伤疤便忘记痛，又拉住自己的手？
Cgt的干部还在苦口婆心，Bolya再也听不下去，事情明摆着了，要么拿钱走人，从此在圣丹尼省过那种在失业和零工之间朝不保夕的日子，要么坚持下去，争取一个自由民主的工厂在这片被人看不起的郊区道成肉身。
但革命不是发生在贫苦的俄罗斯吗？耶稣不也是生在马槽里吗？难道他竟生在王宫大殿？为什么圣丹尼就不能有一个工人当家做主的合作社工厂？为什么。
季鸣则被自己气晕了头，他该怎么办？能报偿爱的只有爱，但大约现在孟时雨并不想要。如果他再坏一点，或许现在他已经把孟时雨捉了回来，用些小朋友在意的东西威胁他（那可真的很多），然后在漫长的时间里逼人收下那份稀罕的来自地产商的真情；而如果他再好一点，他至少会知道，爱当不求己益，不嫉妒。
“他们承诺会继续雇佣我们。”工会的人着急抢话。
胜诉的可能性那么小，而开庭似乎仍遥遥无期。每天都有妇女过来说，我受够了，我们本来是有工作的人，现在却要去救济点领小孩过冬的棉衣。这该死的工厂，这该死的占领，这个该死的梦没有让人把眼睛抬起来，看到什么狗屁理想和社会主义，我们的眼睛全都被迫盯在超市促销广告上，算着时间，去抢才贴上减价标签的临期冻肉。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如果我们停止占领，拿了钱，然后呢？三万欧看起来很多，但一年之后呢？两年之后呢？怎么办！我们又不是明年退休——你们难道没听说，我们可能以后还要延长退休的年限。”
但我们的小季总不好不坏，他列了个计划表。首先，他想，我要干点什么来弥补我的过错。季鸣则想啊想啊，他甚至还去阅读了一大堆劳工新闻，最后，他感觉自己领悟了。他总不能忘记音乐会上，当孟时雨爬到他肩膀上比划着爱心时，那么多人朝他们鼓掌。那样巨大的纯然的善意。他觉得自己至少能回报这份感情，而孟时雨也将高兴。
Bolya抬起头，车间的天花板空荡荡的，过去，这里会不时有鸽子飞过。工厂里的鸽子和巴黎街头那些连翅膀都懒得动的亲戚不同，它们总是飞来飞去，咕咕个不停，仿佛要替沉默干活的工人们把话一并说了。
“勇敢点小伙子！”这时有个胖女士忽然喊了一嗓子，Bolya认识她，每次开会，她都从家里带来自己摊的可丽饼和Nutella——她是个布列塔尼人，老家的海鲜厂早早就倒了闭，老板宁愿把布列塔尼的鱼运到中国加工，再卖回巴黎。